小区里有一个男人，自从他的妻子去世后，几乎有一半的女性邻居都频繁造访他的家。起初，这种说法是从其他人那里听来的，后来我才知道提到的那个“男人”就是我。我叫梁澈，三十六岁，是一家设备维修公司的工程师。虽然名义上是工程师，但实际上我的工作就是过去修理各种机器、电路和管道，时常要蹲在现场半天。

我的妻子名叫温蓁，走时年仅三十四岁。那年冬天格外寒冷，而她住院的日子里，我每天都会带着装满汤或粥的保温桶去看她。她虽然吃不下多少东西，但仍然会微笑着夸赞我：“你熬的粥越来越好了，没糊底了。”我回应她：“等你康复了，我天天给你熬。”她没有回应，只是望向窗外。那天细雨绵绵，窗上的水滴模糊了视线。她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，语气柔和得如同风拂过纸页：“梁澈，我若是没了，希望你能好好过日子。”

我低头不语，只是沉默。她又继续说：“你这个人看似温柔，实则内心固执。不开心的时候从不让人接近。答应我，如果将来有人对你好，别一味后退。”我试图回绝，但她只是一笑，没有再争辩。十七天后，她离开了。

从医院回到家那天，我手里提着一个黑袋子，里面是她在医院用过的水杯、毛巾、一册未读完的书，还有她长久佩戴的发圈。电梯到达十二楼时，门一开，我几乎不认识自己家。门把手上挂着两个保温袋，地上放着一兜青菜、一袋水果和一包纸巾。我在门口站了很久，感觉自己像是走错了楼层。旁边的沈姨听到了声响，打开门探出头来，她五十多岁，常穿着碎花围裙，与温蓁的关系很好。

“回来了？”她的声音沙哑，“饭还热着，先吃点。”我想要拒绝，但嗓子里像被卡住了似的。沈姨走出来，把保温袋塞到我手里，还帮我把门口的东西拎进屋。“别介意我多管闲事，”她低声说，“蓁蓁走之前特交代我，让我头几天替她照看你。”我手一抖，钥匙掉落在地。这是她去世后的第一天，好几个女人之后开始频繁进我家。

第二天，楼下的罗姐来访，她只把一锅萝卜牛腩放在门口，温柔地说：“别空着肚子喝酒，要伤胃。”随后是带孙女的龚奶奶，她端来一盆热乎乎的馄饨，并送了两双厚袜子。“蓁蓁曾为我孙女补过课，没有收钱，”她说着，眼角泛红，“孩子说，温老师不在了，我们也得照顾你。”接着，物业的小姑娘也来送来一把新雨伞，说是温蓁之前遗落的。

日复一日，第五天、第六天……我的家门铃几乎响个不停，外面站着的多是女性邻居，有发放食物的、送汤的、送水果的、送药的，还有帮我收拾屋子的。她们每次开口都说着几乎一样的话：“梁澈，吃点东西。” “别总呆在家里。” “蓁蓁曾经帮过我们，你别和我们客气。”那时候我脑子一片空白，只能简单答谢，随后关门。关上门后，我坐在餐桌前，看着满桌的菜肴，腹中空空却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。

家里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温蓁的记忆。玄关上挂着她那把浅色雨伞，鞋柜里是她的拖鞋，阳台上有她精心照料的三盆花——她总说我笨手笨脚，所以从来不让我动植物的养护。可当她走后，没有人再去照顾那些花，而我又不敢去碰。我害怕自己的任何行动都会让那一丝生机都消逝。

在她去世的第十天晚上，我下楼扔垃圾，听见有人在楼梯间低声讨论：“十二楼的梁澈，他妻子刚走，家里居然热闹得很。”又一声问：“怎么个热闹法？”然后便是更加嘲弄的笑声：“你没注意吗？一天到晚都有女人上他家，送汤送菜的，真比他老婆还受欢迎。”我在拐角处静静听着，心中沉甸甸的，垃圾袋也紧紧握着。

那晚我独坐在昏暗的客厅，窗外的楼面灯光各自闪烁，仿佛与我毫不相干。我突然意识到门外那些好意的食物变得沉重，不再是简单的关心，而是一只只伸进门缝的手。她们可能是出于同情，可能是为了温蓁，甚至如楼下的两人所说，另有所图。我对此感到无能为力，开始躲避。

门铃响时我坐视不理，手机不接，饭盒摆在门口，等到深夜才悄悄取回并清洗干净，第二天又偷偷放回邻居门旁。沈姨首先察觉到异样，敲了门三次，我都未应答。第四次，她直接在门外喊：“梁澈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开门，我有话要说。”我无声地坐在沙发上。她又敲了两下：“不想见人也行，但你得吃饭，得吃药，窗户也要开一开，别让蓁蓁不安心走掉。”我最终无法忍受，猛地站起身，打开门。沈姨端着一碗热汤，蒸汽烫在她的脸庞，眼角的皱纹被蒙上了一层水雾。我说：“沈姨，以后别再来了。”她愣住了。